（华国锋与陈永贵在大寨）
马烽讲述了他向陈永贵遗体告别的情形：
“一九八六年三月间，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，听说陈永贵病了，住在北京医院里。我正打算去探视他，忽然收到一份讣告：陈永贵已经病逝，死于癌症。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。我又是吃惊，又是遗憾，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去和他告别，为他送行。那天下午我请了假，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。小车开到追悼会大厅门口，只见门外冷冷清清空无一人。我以为是把时间看错了，再看讣告，时间地点都没错。后来司机同志说后院还有几个小厅，也可能在那里。当我把车开那里时，我发现大寨的贾承让等一些干部都坐在台阶上抽烟。不久开来两辆大客车，走下来一些胸前带白花的男男女女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东郊农场的职工。来向他们的顾问告别。”
马烽说：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农村全面实行‘包产到户’政策。我对此有些不同看法。当然不是完全不赞成，是对其中某些具体做法有意见。当时中央下过一个‘72’号文件，除了肯定‘包产到户’的优越性外，也肯定了合作化时期的某些成绩；今后怎么办？因地置宜，分类指导。我认为这个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。但后来将‘包产到户’说得神乎其神，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。我们得反思一下我们的老毛病、老教训：从前说集体化好，说合作化好，说人民公社好，那就一切都好，一阵风，一刀切，把山庄窝铺也搬下来了，小村合大村，小县合大县。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和伤害！现在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，这不合适。当时，我的老朋友吴象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重要文章，说‘包产到户’是‘金光大道’。我对他说，这个观点不怎么科学。我认为中国的农村很复杂，不会有一种灵丹妙药就手到病除。旧社会的人也不认为彻底分开就好。阔地主经不起三股分，就是说老地主一倒下，儿子们一分家，原来的生产单位也就散了，完了。过去集体化是有问题，但是，它也积累了许多公共财富，积累了不少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，在教育和培养农民方面，也一定程度地克服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，树立了一定的集体主义意识。这些都应该说是积极因素。但现在要毫无区分地一起推倒，把成套的机械化设备、改良过的土壤、修整好的水利设施，都要分光吃净，废掉重来，不又是一阵风，一刀切吗？我们怎么老也从这个怪圈里走不出来呢？”
马烽还说：“那天，我们三个（马烽与孙谦看望陈永贵）只顾喝酒闲聊，陈永贵老伴端上来的面条已经放凉了，谁也没有动一筷子。我们三个人边喝边说，差点把两瓶酒喝光。我的酒量没有他俩大，我早已有点晕天晕地了。我记得说到酒量，陈永贵说，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，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，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。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，四人帮一方的人就起哄着要灌陈永贵，想出他洋相，看他好看。陈永贵说：你们也别灌，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，我心里高兴，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。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，陈永贵一口一杯，一口气全干了。陈永贵说，他这一辈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。那天夜里，他听到这一喜讯后，兴奋极了，找了瓶酒，嘴对瓶口，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阳出山。陈永贵说，我是和胡耀邦争吵过，可我和张春桥也拍桌子干过。怎么我就成了和四人帮一伙？……”
（1941年，华国锋打游击时在山西省交城县关头村）
1979年3月19日，《山西日报》首次公开向“农业学大寨”发出质疑的那一天，陈永贵正在故乡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。这时，陈永贵还身兼昔阳县委书记、晋中地委书记、山西省委副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一串职务。
上午8点半，陈永贵拿着讲稿走上讲台，面对一千多名代表发表讲话。陈永贵平时根本不用讲稿，自从六十年代初，陈永贵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以来，他就用一个农民独特的生动风趣幽默的语言，感染征服了一个时代的人们。可眼下，一切变化来得太剧烈太迷茫太让人眼花缭乱了。陈永贵大概有些失语有些无所适从，只好让人准备了讲稿照本宣科：“各位代表，各位来宾！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！”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，下边该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着：“我们这次代表大会，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，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……”。
陈永贵放下了稿子，抬眼望着全场黑压压的人群和一双双注视的目光，突如其来地脱开讲稿说道：“首先，我提议，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，朱德同志，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全体起立，静默致哀。”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，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。
代表们从陈永贵的异常举动中感受到了什么！
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，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：“再提议，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，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，静默致哀。”
话筒中传来唏嘘之声。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一看，陈永贵的脸上已然老泪纵横。
后来人们回忆说，开幕式的会场上笼罩着追悼会一般的气氛，好象是在为学大寨运动送葬。
那个曾经辉煌的陈永贵，也许从那一刻已然死去了。
（1995年8月3日，华国锋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上为观众签名）
马烽在告别陈永贵时，巧遇华国锋：“这时，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，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，戴着变色眼镜的人。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：是华国锋！于是人们涌过来，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，有的人还鼓起掌来。华国锋一来，大厅的门打开了，我们鱼贯而入。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，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，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，流下泪来。围观的人静静的，有的人抽泣起来。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。华国锋仍不说话，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，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，然后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，上车走了。”
马烽说：“陈永贵安安静静地躺在大厅中央的花丛中，削瘦的面部虽然化了妆，但掩盖不住满脸横七竖八的皱纹，这些皱纹刻划出了他一生的经历。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会大厅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瓶汾酒来，洒在他的遗体前。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识的，也应当以酒告别。可惜我事先没想到，深感遗憾。”
（1976年正规配资平台推荐，华国锋慰问唐山地震灾区人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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